嚴復,是近代中國開啟民智的一代宗師,是第一批“放眼看世界”的中國人,他所提出的“信,達,雅”三項翻譯標準,對后世的翻譯工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,至今仍被眾多翻譯從業者奉為經典,隨著時間的年輪逐漸前進,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,國內的譯名處于無序狀態,同一個國外名字,新華社,《人民日報》,外交部等竟然能翻譯出10多個不同的名字,當時這種無序的譯名充斥在新聞,教育,科研等多個領域。
后來,周總理考慮到新華社作為國家通訊社,接觸到的新說法, 新名詞比較頻繁,因此作出明確指示:“譯名要統一,歸于新華社”,在周總理的指示下,新華社,外交部,教育部,中聯部等10多個部門舉行聯合會議,會議決定由新華社制出標準化工具書,作為統一標準,至此,這種無序的翻譯景象徹底退出中國舞臺。
為了更好地翻譯一名,新華社專門設立“譯名室”,如今“譯名室”里的柜子中有幾百個卡片格,里面密密麻麻地記錄著幾十萬張對譯卡片,而隨著技術的發展,很多工作已經進入信息化時代,而這些卡片也成了“文物”,它們的存在記錄著很多前輩的辛酸歷程,也讓很多后來者銘記這份來之不易的寶藏,隨著翻譯工作地不斷發展,在逐漸摸索中,新華社發展出“名從主人,既往不咎,音譯兼顧,譯音循本,音系對應”的原則,成為中國翻譯界的財富和依仗。
近幾年,在翻譯領域新華社的地位不斷受到挑戰,其中最為強勁地就是外交部翻譯司,自1949年,從翻譯隊,翻譯處到翻譯室再到如今的翻譯司,可謂是人才濟濟,涌現了很多優秀的翻譯人才,比如上世紀的中國第一紅墻翻譯的冀朝濤,還有后來的“翻譯三劍客”張建敏,朱彤,許暉,如今有張璐,周宇等,而翻譯司對人才的選擇之嚴,要求之高,培養之重,在業界恐怕無出其右,正是因為強烈的責任心,嚴謹的業務和高強度的要求,使外交部在外事翻譯上的話語權不斷上升,也正因為此,才能不斷挑戰新華社的地位。
其實,不管是新華社也好,翻譯司也罷,無不時時刻刻透露著我國蒸蒸日上的大好景象,而且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也越來越重,商榷譯名時,無論是新華社,還是翻譯司,都必須在遵循翻譯原則的基礎上進行翻譯。不知道各位是更信服新華社的翻譯,還是外交部翻譯司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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